奇幻审美：虚拟世界的后现代超真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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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品

由《魔戒》奠定基本范式的现代奇幻文学作品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会在叙事的同时完成一套“叙世”，也就是说，它会在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精彩故事的同时，给出一套宏大而自洽的世界观设定体系。用托尔金的话说，我们置身其间的这个现实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一世界”（the primary world）；而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造物，并不会自甘于“第一世界”的束缚与限制，而是能够运用上帝赋予他们的开展“次级创造”（sub-creation）的权力，通过“幻想”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第一世界”的“第二世界”（the secondary world）。

诚然，托尔金的确是由民间传说、童话故事对于天马行空的“仙境世界”（faerie）的描绘，引申出这一套关于创造“第二世界”的理论构想的；无论是《魔戒》，还是《哈利·波特》，这些奇幻文学作品创造的架空世界也确实与童话故事描绘的想象世界存在着相似之处，最易获得指认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包含了许多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事物，比如精灵、矮人、巨人、火龙、巫师、魔法，等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奇幻文学对于“第二世界”的创造，又具有一种童话世界难以具备的特质，用托尔金的话说，那就是一种“真实的内在一致性”。

例如，《白雪公主》这样的故事并未写明，公主与皇后所处的那个王国究竟位于世界的何处，而那七个小矮人又有着怎样的家族世系，它只是用“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这样的句式来模糊地进行描述。而《魔戒》却会在字里行间不断地给出信息，告诉读者人类的王国、精灵的王国、矮人的矿坑、霍比特人的聚居地分别位于世界的何处，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地理位置关系，矮人角色来自什么家族，这个家族经历过怎样的变迁。诸如此类的地理信息与历史信息彼此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前后呼应，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自洽的世界观设定体系。

按照托尔金的设想，“第二世界”的内部构造应当是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与规则来支撑的，应当是有完备翔实的世界观设定元素与丰富细致的文学描写细节来充实的，以至于以“第二世界”为时空背景的奇幻故事，能够依凭文学艺术的力量，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地沉浸其间，进而相信那些超现实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是遵循那个世界的基本法则的。

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奇幻文学最具特色的魅力源泉。奇幻文学所创造的“第二世界”为当代社会的读者提供了某种替代性的世界、替代性的选择，让他们可以沉浸到那个不同于现实世界而又自有其内在一致性的“第二世界”当中，去体验不一样的生命可能，去体认不一样的世界规则，进而去体会某些在当代社会当中可能久已失落或者难于成立的价值与意义。

也正是对于奇幻文学这一特质的不同感受，构成了上述那种代际反差最为关键的分歧点。年轻一代的奇幻爱好者，他们会心甘情愿地领受自己所爱作品的世界观设定，心悦诚服地接受那个架空世界的内在逻辑与运转规则，从而沉浸到那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时空当中，代入到那些虚构人物的情境位置之上，从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中获得真挚而强烈的情感冲击。

但是，老一辈的文学读者，却往往会基于某种由现实主义文学奠定的审美心理定势，先在地拒斥奇幻文学的架空设定，因而难以产生出奇幻文学爱好者所享有的沉浸式体验，甚至以一种负面的评价态度，将那种沉浸式体验指斥为一种消极的“沉溺”。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一代读者更容易接受奇幻文学的世界观设定呢？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说，从小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交流过程中消费欧美流行文化产品的年轻一代，他们对于奇幻文学所依托的西方文化元素的熟悉感，确实普遍要胜过他们的前辈。但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本土性原因是在于，中国的年轻一代其实更为深刻地置身于宏大叙事崩解的“后现代状况”中，同时也因此更倾向于从奇幻文学宏大而自洽的世界观设定体系当中获得一种代偿性的精神体验。

在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中，某些对于现代文明来说具有支撑性意义与合法化功能的宏大叙事，逐渐丧失了其逻辑上的说服力与情感上的召唤力。在那“极端的年代”里，一场又一场创伤性的悲剧性的历史事件，严重地冲击了人文主义、启蒙理性与历史进步论的信念大厦；一场又一场洋溢着澎湃激情的社会实验的受挫，几乎耗尽了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或乌托邦主义的动员潜能；而科学技术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更新换代，在让整个社会变得充满流动性、高度碎片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诸多宏大叙事的社会根基。

随着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状况”下崩坏瓦解，随着昔日的意识形态神话自我暴露为心照不宣的虚伪教化，在宏大叙事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迎来的是某种文化价值的空白状态。因此，他们很难顺畅自如、心悦诚服地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连接上现代文明曾经试图建构的那些宏大叙事，而是难免会陷入到“精致利己主义”或者“犬儒主义”的精神境遇当中。

正是在这样的后现代状况中，奇幻文化对中国的年轻一代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奇幻作品宏大而自洽的世界观设定体系，为这些置身于后现代情境之中的新生代提供了替代性的“拟宏大叙事”，这使得许多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中似乎有些难于表述的崇高价值，在那架空世界的历史语境与正邪对抗的叙事框架中重新获得了再现的可能，比如追求正义、抗击邪恶、承担使命、自我牺牲，等等。这些崇高价值的再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后现代状况下的价值空白，这也正是奇幻叙事能够产生强烈感染力与震撼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这些从奇幻文学中获得代偿性体验的爱好者相比，那些曾经接受甚或至今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接续现代文明宏大叙事的老一代读者，就无需或无意从奇幻文学的设定与叙事中获得精神代偿。对于很多前辈读者来说，由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或者说“元叙事”赋予行动意义与人生价值的现实世界，确定无疑地具有一种本体论层面的优先性；因而，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将奇幻文学创造的“第二世界”，指认为一个“仅供消遣娱乐”、“何必认真对待”的“虚拟世界”。

但是，对于真正的奇幻文学爱好者来说，比起现实历史信息或现实地理信息所可能联系的文化意涵，“第二世界”的设定元素所承载的意义与价值往往要更为真切。而由这些世界观设定与角色设定衍生而来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商品，又借助原著小说与改编电影的传播效应，通过方便快捷的网络信息推送与电子商务系统，紧密地围绕在粉丝消费者的身边。这样的全媒体覆盖，进一步加强了奇幻文化所营造的“拟真感”。

就此而言，我们与其将新生代奇幻爱好者的奇幻审美指斥为一种对于“虚拟世界”的内向沉溺，不如借用让·波德里亚的说法，将它视作一种对于“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景观的沉浸式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