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因素。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甚至认为,中共对于情感的成功调动是它最终能战胜国民党并实现其革命宏图的关键性因素。她认为国共两党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就在于中共在其领导人和追随者身上,“实施了大量的情感工作”。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裴宜理指出,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整风与思想改造运动,还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都有一套“提高情绪”(emotion-raising)的办法,让人们“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除了情感动员,她还提醒人们,去理解中共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受到情感影响的方式。一些学者在对于中共诉苦运动的机制与动员技术的研究中,也展现出情感动员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